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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的调整与复苏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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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在话剧创作中出现了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一类的剧目,愤怒声讨"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歌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讴歌正义和人的善良品性;也出现了像《马克思秘史》、《陈毅市长》、《陈毅出山》、《西安事变》等剧作,透过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来破除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或恶意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话剧《于无声处》是这些剧目中出现比较早、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戏。

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疯狂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际,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就以其对"四人帮"的强烈义愤和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写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剧作《于无声处》。1978年,该剧由上海文化宫业余话剧队首演于沪。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戏剧故事就从1976年初夏写起。受尽迫害、身染沉疴的老干部梅林,在赴京治病途中,与儿子欧阳平前去探望老战友何是非。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从前诬陷自己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此人早已投靠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而此刻,何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奉命缉拿的要犯,正是自己参与了"四·五运动"的儿子欧阳平。于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物,在短短的九个小时之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梅林的坦荡胸襟、欧阳平的凛然正气,终于使何芸对正义与邪恶做出了准确判定,何是非的妻子也出于一腔义愤,揭露了丈夫卖友求荣的卑鄙无耻和险恶用心。戏剧结尾时,尽管历史还没有走出那段黑暗路程,但人心所向已昭示了正义必胜的历史趋向。这部话剧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能在后人看来已无太多的启示,但它的出现,其思想的先导意义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灾难,然而,没有过去的经验,也就没有新时期话剧的现实形态。正如新时期伊始,政治思想领域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来重新认识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一样,戏剧领域则举起了"写真实"这面旗帜,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冲击。

1979年,崔德志编剧的《报春花》,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沈阳首演。这个剧的意义指向,已经从社会局部问题的揭示转向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剧中,纺织女工白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数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然而,荣誉与爱情总是与她绝缘,原因仅仅在于她是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厂长李健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推选白洁为劳动模范。而此举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厂内的极"左"势力顽固坚持封建的血统论,意欲对白洁继续实行压制和打击。最终,改革的春风驱散了往日的阴云,历史终于还白洁以公正。

领袖题材的话剧是新时期话剧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在"文革"时期绝不可能,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话剧发展中,也不曾显露过踪影。以领袖人物入戏,以常人之心写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实绩,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缅怀之情。

如果说创作于1978年的《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等编剧),创作于1979年的《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创作于1980年的《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实现了话剧中领袖人物由"概念化"向"现实化"的转变的话,那么1983年出现的两部以马克思的生平为表现对象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马克思秘史》(沙叶新编剧),则实现了领袖人物向着普通人的血肉真情、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两部话剧在立意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即两位剧作家都没有对着马克思的圣像和不朽业绩高唱颂歌,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悲哀。剧本一发表,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想用"反马克思"的大棒将其棒杀。但无论剧本本身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有一点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剧作家要把生命的感觉还原给马克思,使其成为活生生的人,而非神龛上的神。领袖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新突破,显示着文革文艺模式的终结,也预示着中国话剧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进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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