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依阿华
王蒙
散文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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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依阿华

从东海岸参观讲演回来,衣阿华已是冰天雪地。连阴了一个星期以后,天气却渐渐暖了。冬天的雨不停地下着,雪被雨融化了,草地裸露出来,竟还有那么多绿,只是道路变得泥泞了。衣阿华河的桥边,正在修路,快两个月了,还没完,搞得挺干净的德由标克街脏糊糊的,雨一浇,到处是烂泥。

真不能相信,我来美国已经快四个月了,再有两天,就要“拜拜”——再见了。来的时候还是夏天,我穿着短袖衬衫,早晨沿着城市公园或者汉彻尔剧场跑步,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放冷气,不然憋闷得可真够受的。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有树叶发黄发红了。第一片树叶发红好像很早,不过九月下旬,是诗人保罗·安格尔发现的,我们一起坐车到市中心去,他忽然指着一株树对大家说:“瞧,叶子开始红了!”乘车的人说笑正热闹,没有人应和他的话,隔着车窗望出去,阳光还是那样明丽,树木还是那样葱茏,女大学生们还是那样轻俏,裸露着肩胛和脊背。但我的心弦被拨动了一下,在我给北京的亲人写信的时候,我报告了衣阿华的秋的消息。

然后是梦一样的,似乎突然充塞到了天地之间的秋天。所有的树木,竞相在严冬到来之前献出它们最好的色泽和丰姿。那一天,旅美华人吕嘉行戴着小小的棒球运动员的帽子为我们开车,同行的当然有好客的主人、“国际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聂华苓女士,还有现代派国画家刘国松一家,我们到了一个叫做“脊椎骨”的山谷游览区,欣赏那满山遍野的红叶、粉红叶、赭叶、紫叶、黄叶,还有仍然在秋风中顽强地绿而且翠的叶。

第二天,华苓又开着车来了,找艾青、艾夫人、台湾诗人吴晟和我去看红叶,去照相。我们先是以我们居住的“五月花”公寓为背景照,为了能照到整个九层公寓大楼,我们走出去很远,一直走过了不紧不慢地流着清清的水的衣阿华河。后来,又沿着城市,寻找红叶,路一会儿是上坡,一会儿又是下坡,陡陡的。到处是令人惊诧的千娇万媚的红叶——同是红吧,有的艳丽,有的深重,有的热烈,有的雅致。有的虽然稀稀落落,但在风中摇曳着,似乎要对人说出千言万语。有的高高大大,乱乱哄哄,比春天的花还要繁荣。忽然想到旧读李后主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及至见到有的版本将这一句印作“春花秋叶何时了”时,总是先人为主地以为前是而后非。在衣阿华观赏红叶,我才悟到,还是“春花秋叶”更好一些,更工整也更符合后主的心境。

但我最喜欢的秋叶却是普通的黄叶。入秋以后,我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要沿着衣阿华河走一走。我看到那些高大的乔木上不停地落下叶子来,开始,时而有一两片树叶,打着旋,袅袅地在空中飞舞。后来,愈落愈多,不分昼夜,叶落如雨,却仍是杳然无声,让你觉得树叶落到结着霜花的地面,一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也许,树叶们盼着的便正是在长过、绿过、鲜过、红过和黄过之后在接受了一年的清风、阳光和雨水之后落到那宽广厚重的大地上来吧?在林中落叶上跑来跑去的小松鼠呀,不要搅扰它们吧!我默默地看着下落的树叶,放轻步子,不愿打扰它们的安息,不愿掀乱自己“别是一番滋味”的心绪。

衣阿华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平静,安谧,构成它的是河水、树木、草地、玉米田和时晴时阴的天空。八万人口,五万是大学的师生。从早到晚,城郊到处是汗流浃背的跑步锻炼身体的年轻人。它和我们在国内所设想的那个喧嚣的、匆忙的、阔绰繁华而又腐朽混乱的花花世界的美国不大一样。那样的美国存在于纽约的百老汇街、时代广场,存在于芝加哥和洛杉矶,并不存在于衣阿华城。这儿没有X级色情电影,这儿全城只有一家小店卖酒,而且未成年者即使前去也买不到酒。这儿没有摩天大楼,这儿的公共汽车每一刻钟到二十分钟才走一趟,而一到星期天,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停开,全城都像睡着了一样。这儿人们的穿着也不入时,秋衣秋裤、大针脚的劳动布牛仔裤、厚厚的橡胶鞋底大方头的皮鞋,恐怕要比那些纤巧的服装更为常见。甚至在宴会或者音乐会上,不打领带的男人也比打领带的多。

这就是美国的中西部地区,他们引为骄傲的出产是玉米,这一带最著名的公司是“约翰迪尔”,制造和出售农业机械。假日,你如果到咖啡馆和饭馆,酒吧和自助餐厅,除了学生、教师以外,也许还能看到许多粗壮结实的庄稼人。在保罗·安格尔身上至今保留着许多庄稼汉的气质。他体格壮实,嗓门大,爱说爱喊爱笑,笑起来旁若无人。他爱劳动,冬天取暖用柴(许多美国家庭冬天不用空调设备而宁愿用木柴,据说可以节省一些)都是自己砍,他拿起斧子在自己房子的后山林子里砍出了一条路。他最喜欢吃的是牛肉丸子,做一次吃一个星期,那是他在炊事上最得意的佳作,虽然华苓讥笑他做的丸子形色像“狗屎”。

就在这里,我们生活了好几个月。来的时候才八月底,刚一来既新鲜又别扭,好像淡水鱼放到咸水里,浑身都不得劲。我听不到早晨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不可能在每天打开信箱的时候收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晚报》,还有五颜六色的令人欣喜的文艺刊物和那些年轻的、诚实的读者的雪片般的来信。我接不到作协、《人民文学》或者《文艺报》的座谈会通知。我听不到从维熙的结结巴巴、李陀的口若悬河、刘绍棠的虎虎势势、刘心武的条条理理和说一句加一个“是吧?”的高谈阔论。我接待不了从老团市委来的老战友和从西北边陲来的患难之交……而且,何必隐瞒呢,从出了国门,我就想老婆,想亲人,他们都在地球的那一面等着我的消息。

噢,我失去了那么多!那些使我的生活变得温暖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在我的祖国,都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在远离万里,隔越重洋的美利坚合众国,我所以能畅快呼吸,心里实实在在,不也正因为我是和十亿人在一起吗?

我迅速地投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成了这里的居民了。瞧,连衣阿华城的电话号码簿上也已经印上了我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了。每星期两三次,文学讲座和讨论,由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各国作家轮流主讲。每星期一次采购,我也学会了推着购货车逡巡在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的商品食物之中。每天早晨到一楼前厅取一份免费赠送的由衣阿华大学出版的《衣阿华日报》,借字典的帮助读通几个标题。每天晚上由热心肠的希腊裔女教师尤安娜给我和我的邻居乔治·巴拉依查补习英语。如果进城,可以从公寓门口坐城市公共汽车,在自动售票机中投下三十五美分的硬币;也可以走到桥边去上免费的校车。市中心有三个电影院,电影院里充满着玉米花香。肚子饿了可以去吃西餐、中餐,也可以去吃三明治和意大利“皮扎”饼……

于是我安下心来了,早晨跑步而中午游泳。入冬以后,早晨跑步取消了,但中午游泳一直坚持到最后。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学英语。我在这儿写完了一个不太长的中篇,写一个人和一匹马,故事发生在新疆。还写了一些关于旅美的散杂文字。这要特别感谢上海《文汇月刊》的梅朵,我没见过世界上有这样善于约稿组稿的编辑,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还穷追不舍,精诚所至,顽石为开,我只好执笔从命。读书读得最多的是港台作家的作品,我喜欢屡遭台湾当局迫害的中年小说家陈映真的《云》,他结构得那么“帅”,他从来不把人物简单地分成黑和白,或者莫名其妙、一相情愿地分成“善良”和“凶恶”,他总是充分探求活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即使在悲哀和失望之中仍然让你抓住一点善,一点安慰,一点暖意。虽然也许在“帅”和巧之中他回避了更严肃、更深沉、更有分量的冲刺和解剖……

在衣阿华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力量学英语,只是在三十五年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学过abcd,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还知道个ok和thank you,再多一点就不行了。记得从旧金山乘飞机去衣阿华城的时候,为了在机场办手续就搞了个狼狈不堪。但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我已经能在日常交往中应付一气,甚至到了东岸各大学演讲的时候,有时我也能用英语讲一段了。在纽约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采访的时候,我也是直接用英语回答问题的。我的老师尤安娜确实是一位又热心、又耐心、又善教的老师。而聂华苓对于我和巴拉依查确实也是特殊关照,专门派了英语补习教师。我还特别感谢瑞典作家艾瑞克的夫人古丽娜,她在本国的职业是英语教师,她总是能耐心听完我的蹩脚的英语,和我交谈、给我以帮助。我也喜欢和“国际写作计划”一九七五年的成员、今年又应邀到衣阿华大学临时任教的英国青年诗人彼得杰依交谈,他的那种温文尔雅、抑扬顿挫的标准牛津音,实在迷人。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酒吧里碰见了,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他告诉我,他无法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说,不但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了解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困难的,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理解这些年的变动也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和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因为我们正在前进,同时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而这样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迄今只有一个。

是的,这就说到了友谊,也许对于中国人来说,友谊是和空气、阳光一样重要,一样须臾难离,并且是比一切物质条件更重要的东西。在衣阿华这个静静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和衣阿华河水一样长流不息的,不正是人民之间的友谊、各国作家之间的友谊和那些流着同样的血液的中国血统的人们之间的友谊吗?生活在衣阿华五月花公寓的224C房间,哪天不感到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薇薇和兰兰对中国作家的亲切照顾之情呢?在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我们借“安寓”举行了应该说是相当盛大的酒会,招待各国作家和衣阿华城热心中美友谊的各界人士。在那个酒会上,播放着《小河淌水》和《步步高》。祖国呀,你不是仍然与我们同在吗?有哪一天,我能不和我的邻居,我的最好的朋友,罗马尼亚作协书记,小说家巴拉依查亲切交谈呢?一开始结结巴巴,后来,在相互鼓励下,我们也一套套地说起英语来了,我们互相介绍各自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为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我们也共同为波兰的局势而紧锁双眉、忧心忡忡。我还结识了日本的女小说家大庭,我们两次一起吃午饭,两次在出席了讲座以后共同步行回到公寓,欣赏着映照在衣阿华的清流里的夕阳和晚霞。我们一起谈庄周和李太白、井上靖和鲁迅,谈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交流,而且留下了地址和电话,相约继续通信。还有土耳其的诗人库文图兰,我们一见面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原来我所知的维吾尔语的许多词汇是与土耳其语同出一源。他告诉我,他已经根据《中国文学》上的英译本,把我的三个短篇小说译成了土耳其文,准备拿回他的国家去发表。想不完也说不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阿尔伯塔,巴西的李安娜,法国的伊曼奴埃利,尼日利亚的威廉姆斯,印度的穆斯塔法,印度尼西亚的托蒂拉瓦蒂……他们不都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吗?我们不是都不止一次地交谈,谈过文学、谈过友谊吗?可惜啊,抱歉!如果我能多懂一点英语……

更不要说那些“本是同根生”的同胞啦。台湾的吴晟,旅居此地的刘国松和夫人李模华,吕嘉行夫人谭嘉,呵,原来这些旅居美国的华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洋”。刘国松还保留着山东人的豪爽和说话的“怯”味儿。李模华的炊艺仍然是地道的家乡风味。谭嘉和吕嘉行不准孩子在家里说英语,他们很喜欢读《人民文学》,却苦于不知道到哪里去订阅。他们渴望着有机会回祖国探亲访友,祖国的声息痛痒仍然与他们血肉相连。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人走到哪里也会找到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走到哪里也不会感到孤单,同时,这些“海外知己”告诉我们,正是中国的独立和强大使他们在美国从低头走路到昂首阔步。所有的这一切都快要成为“过去时”了吗?难道桌上的月历没有被哪个急性子多翻了一个月吗?昨天晚上已经举行过了“国际写作计划”的告别晚宴。今天一天已经送走了十位作家。市中心州银行门口的电子显示器报告人们气温再次降低到了摄氏零下五度。树木已经落尽了叶子,但是衣阿华大学校长的家门前和我的老师尤安娜的客厅里的圣诞树却已打扮得袅袅婷婷,红灯绿火。河水还没有结冰,也还很少看到积雪,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天还在前面。稀稀落落的大学校车有时也开到“五月花”公寓门前来了,这就减去了走到桥头上车的一段不短的距离,可我没摸清规律,还没乘坐过几次呢。扬格尔服装百货店搬到了新的大得多的铺面,我也还没来得及好好逛一逛。学习和交流的设想还远远没有完成,对美国的社会调查也还只是一鳞半爪,要在这里写的文章还有很多很多,英语的学习正在劲头上……然而,行装已经打点起来了,书籍已经付邮,途经洛杉矶和旧金山转香港的飞机票躺在我的抽屉里跃跃欲试,房钱已经结算,清扫也已大体就绪,这两天又收到了来自衣阿华大学的汉学家达尉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作家弗兰克和来自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许达然的热情的告别信和来自波士顿的作家木令耆的告别电话……

分明是要走了,再过四十几个小时,衣阿华城对我就会变成仅仅一种追忆,一件往事,一个话题,一点思念了。别了,衣阿华!再见,衣阿华!当我回到北京,走到王府井大街或者新街口的时候,我也许会时而神游你的德标由克街、华盛顿街、教堂街和市场街吧?当我在北京前三门公寓楼的家里冲起一杯滚烫的茉莉花茶的时候,我也许会想起你的金黄透明的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当我骑上我的还是从新疆带回来的“加重飞鸽”,汇合到北京清晨的自行车的洪流里,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也许我会祝福正在深夜里的你的人民睡梦香甜,一夜平安?人们爱中国,关心中国,渴望着了解中国,而中国也盼望着更多地了解世界。衣阿华的“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作家和各国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寻求友谊和知识的机会。一九八○年“国际写作计划”去矣,衣阿华去矣,美利坚合众国去矣,美好的记忆常存,友谊常在。祝你好,我的衣阿华!

1981年3月

名家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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